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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10月，江西瑞金，项与年拖着一双破鞋，拄着木棍，倒在红军哨所附近。
他衣衫破烂，头发结成一团，身上散发着难以忍受的臭味。
红军战士上前搀扶时，他用尽力气喊出一句话：“我要找周恩来。
” 这不是一个普通乞丐，而是一名从敌人内部闯出来的地下工作者。
他带来的，也不是寻常物件，而是一份关系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。
当时，蒋介石正在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
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制定作战方案，国民党军队采取步步推进、堡垒封锁的办法，企图把中央红军困在赣南一带。
所谓“铁桶围剿”，重点不在某一场战斗，而在于用密集兵力和层层封锁切断红军的机动空间。
情报最初掌握在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莫雄手中。
莫雄早年参加过革命，在国民党系统内任职多年，能够接触到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军情。
由于秘密关系，他把重要内容交给项与年、卢志英等人，希望尽快送到瑞金。
难处很快摆在眼前。
从德安前往瑞金，沿途关卡密布，军队、地方保安力量和盘查人员层层设防。
普通行人尚且难以通过，更不要说携带四本厚重字典的“教书先生”。
为了隐藏文件，相关人员先将密件用特殊药水写在字典上，后来又在南昌一带将内容转抄到薄纸上，藏进鞋底。
项与年懂客家话，也熟悉赣南民情，原本适合乔装赶路。
可越接近山区，检查越严，他很清楚，装成教书先生迟早会露出破绽。
一次躲进山林后，他把长衫撕破，脸上抹泥，故意弄乱头发。
为了让身份看起来更像一个长期流浪的乞丐，他甚至用石块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。
这一步极其残酷。
牙齿被打落后，伤口迅速肿胀，吃饭和说话都变得困难。
为了骗过关卡，他还让衣物沾上污物，使自己浑身散发恶臭。
那些负责盘查的士兵远远避开，嫌弃地挥手驱赶：“赶紧走，别靠近！
” 项与年不敢表现出半点急切，只能弓着腰，一步一挪地通过岗哨。
越是危险，越要像一个毫无威胁的人。
这个办法听来近乎荒唐，却抓住了敌人盘查中的漏洞：他们防范的是携带文件的行人，却懒得仔细查看一个肮脏不堪的乞丐。
抵达瑞金后，项与年终于见到了周恩来，将藏在鞋底的薄纸交了出去。
红军据此提前掌握敌情，为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这份情报的重要性，也因此更加突出。
有意思的是，项与年的胆识并非临时形成。
1925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进入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。
那是一个必须依靠化名、掩护身份和秘密联络开展工作的年代。
项与年对外可以是学校负责人或机关工作人员，对内却承担着传递消息、营救同志和反制叛徒等任务。
1929年，彭湃、杨殷等人在上海被捕，党内随即查找泄密源头。
叛徒白鑫出卖同志后，项与年参加了惩处行动。
面对这种危险任务，他既要判断目标行踪，也要防止行动牵连无辜。
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下维持运转，靠的正是这些地下人员的谨慎和果断。
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地下组织面临严重危机。
许多人员紧急转移，重要文件被销毁，联络点迅速改变。
项与年却曾继续留在险境中执行任务。
对地下工作者来说，勇敢并不等于鲁莽，真正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隐蔽，什么时候冒险。
1935年以后，项与年使用梁明德等名字，在西北军、东北军上层开展统战工作。
长期改名换姓，使他与家人聚少离多。
多年后，他的儿子项崇德改名项南，也走上革命道路。
父子失散已久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处境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希圣帮助寻找梁明德的儿子。
一次谈话中，项南提到童年居住过的上海地址，还说起家中曾有一位“大胡子叔叔”。
曾希圣听后逐渐确认，眼前这名干部正是自己要找的项与年之子。
父子最终在1953年于北京见面。
此前，他们只能靠书信确认彼此的存在。
对项与年来说，瑞金那次叩响的并不只是周恩来的门，也是他多年隐蔽生涯中少有的一次公开相认。
那份藏在鞋底的薄纸，留下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危险、也最真实的足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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